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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

    2019-03-31 08:49

    1938年4月,内迁工厂到渝增至40余家。为解决到渝工厂安置问题,帮助迅速恢复生产,4月17日,成立迁川工厂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会),公选颜耀秋、庄赞臣为正副主任委员,吴蕴初、马雄冠、胡西园等为执行委员。该会宗旨是“以适应抗战建国之需要,协助各厂迁川恢复生产,增强国力,并于抗战胜利后协助迅速复员,增加生产”。1942年第五届会员大会,改执行委员会为理事会,胡厥文当选为理事长。到1943年会员最多达237家,分别来自钢铁、电气、机械、染织等行业。至1949年,联合会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协助会员厂恢复生产和发展;帮助会员厂度过停滞衰落期;带领民族工商业追求民主与和平建国;解放前夕无形中消失。

    迁川各厂经长途跋涉,原有技工散失不少,联合会委托会员厂及中华职业学校等单位,举办技工短期训练班,结业后分配各厂派用。自粤汉铁路中断,会员厂向外地及香港所购原材料无法运进,只能公路运输,迁川工厂联合会将会员厂一部分汽车组织起来,编成车队,集中使用,统一运输,并调剂原材料分配,保证了各厂的持续生产。成立工业同业公会,加强生产协作。为完成国家订货计划,内迁厂生产所需一些零星配件还得依靠许多新生小型机器工厂完成,为更好进行协作和保证质量,联合会于1939年下半年在重庆、巴县、江北成立“重庆第一区机器工业同业公会”,至1942年该同业公会有436家会员厂,其中迁川工厂80家,其余均是新生小厂。

    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建国的意见,悍然发动全面内战,致使政治日益腐败,经济陷于崩溃,社会动乱不堪,民生濒临凋敝,留渝的大多数会员厂也只有歇业关门或转向。至重庆解放前夕,留渝内迁厂已是机器搁置、厂房无人,满目凄凉,了无生机,厂主只好怀着迫切的心情等着解放军的早日到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原材料来源日趋困难。1942年起,国民政府对五金、电料等实行征购,征收工商业税按表面盈利计算,即“虚盈实税”。至1943年,国民政府对物价实行全面管制,国营专卖事业率先提价,生产成本不断上涨,而政府投放民营厂商的任务逐渐减少,据1943年重庆区金属品冶制工业同业公会统计,该会18家炼铁厂已有14家停业,4家炼钢厂,其中1家停业,另3家勉强维持生产。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等国民参政员应毛泽东邀请,访问延安。延安之行,让黄炎培对中共的政策和解放区的形势有了新的认识。回重庆后,8月21日下午,他与杨卫玉造访胡厥文,谈论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家的前途问题,一致认为:民族工商界不能只埋头搞实业,还必须有一个自己的政党,取得应有的地位,决定共同发起组织一个新的政党。8月28日,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之后周恩来亲自到迁川工厂联合会会所迁川大厦,与工业界人士接触,在星五聚餐会上给民族工商界演讲《当前经济大势》。基于对局势的认识判断和中共政策的影响,黄炎培和胡厥文等加紧了筹组政党的步伐。

    题记:迁川工厂联合会是内迁民族工商业自发抗日的联合体,是战时重庆最大的工业组织。自1938年成立,在沟通政府与会员间的联系,保护会员合法利益,帮助解决生产经营中困难,提高会员对形势的认识并组织参加政治活动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团结会员,加强生产协作,为满足前后方军需民用作出了巨大贡献。1949年,它在无形中消失,但因其为今天的重庆奠定了工业基础,及带领民族工商业追求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酝酿筹组了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建国会)这一政党组织,而将其生命永续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为展示迁川工厂取得的成就和民族工业雄厚实力,迁川工厂联合会于1942年元旦,在渝中区牛角沱生生花园举办了为期十五天的“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展出厂矿200多家,展出产品“举凡国计民生所需之物,无不具备”。参观者近12万人,盛况空前,中共驻渝代表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英国大使卡尔,苏联大使潘友新,澳大利亚公使艾格斯顿等,以及各界知名人士都前往参观,并题词勉励。此次展出,充分体现了内迁工厂短短4年内,在艰苦条件下做出的卓越贡献。

    面对种种困难,迁川工厂联合会召开各种专题座谈会,商讨谋求解决之道,并积极向政府有关单位反映。1943年,成立“中国经济研究所”,吴蕴初为董事长、章乃器为所长,该所调查、分析和研究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专门形成建议和解决方案。如呼吁政府缓征房捐,钢铁机器业缓征房捐三成,其余一律缓征二成,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会员厂的经济负担。联合会针对国民政府颁布《国家物资管制条例》,及向英美两国购买紧缺物资,以促使法币回笼,期收稳定经济之策,积极组织各会员厂填报战时需要的工矿器材表,制定消费品调查表,并向当局提出建议:奖励自造原材料,对内运物资,应由经济部及国防科学技术策进会公布征求,物资供应量随之增加,即不应再自国外输入,促使法布回笼应作为次要之图等。

    1944年,粮价波动甚大,如乙级山米由一月份每石一千四百元,涨至六月份每石五千八百元,工人维持生活困难,联合会常委会推举吴羹梅、陶桂林、章乃器等面谒粮食部长徐堪,后获得同意以特约米价格每石一千七百元为标准,供应各会员厂,由迁川工厂联合会造报清册发给购米凭证,逐月缴款提米。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日寇侵略势焰遍及华东,上海战事迫在眉睫,为支持全面抗战,保证军需供给,充实后方生产力量,上海工业界以颜耀秋、胡厥文、项康原、吴蕴初等为首的民族工商业家,奔走联络,不遗余力,积极动员上海机器同业公会厂家响应内迁。在他们的动员下,到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为止,共迁出民营工厂148家(其中机器工厂66家),工人2500多名,机件物资14600吨。从上海迁至武汉,在汉口成立上海迁鄂工厂联合办事处,突击生产地雷、炸弹、手榴弹等军需产品支援前线。次年4月,日军逼近武汉,在政府动员督促下,外埠迁汉及武汉原有工厂,又继续西迁四川、湖南、桂林等地。

    在这时,为内迁工厂服务十年之久的迁川工厂联合会亦在无形中悄然结束。

    作者:杨云霞 信息来源:民建中央网站 发布时间: 2015年09月18日分享

    抗战胜利后,在一线希望之中,又因国民政府允许美货大量倾销,取消与民营厂的订货合同、停止原材料供应,借“接收”敌伪财产侵吞民族工商业者的资产,内迁厂更是举步维艰。迁川工厂联合会胡厥文、胡西园、吴羹梅、李烛尘等会同迁桂、迁湘各厂负责人,召开内迁工厂联合会会员大会。庄赞臣、颜耀秋、潘仰山等召集全国工业协会总会工业界核心人士商讨应对困难办法。民族工商业界推举出代表多次与国民政府交涉,面见蒋介石陈述,但面临的困难未能得到根本解决。

    为帮助会员厂恢复生产,迁川工厂联合会积极与川江航务处、川建设厅驻渝办事处等机关交涉在南岸圈地搭棚,以备各厂物资到达时暂为存储。会同工矿调整处研究勘察,选定城区附近荒地较多的江北猫儿石、沙坪坝小龙坎、巴县李家沱等地建立工业区,合理分布内迁厂,为建立西南工业基地创造条件。协助会员厂请求减免厂地印契附加税,呼吁有关部门给予内迁厂承办保险,促使政府1939年12月起,指定中央信托局承办民营工厂固定资产保险业务,解除对复工生产的顾虑,防止了一部分厂家搁置运抵重庆机器,而跑回沦陷区或香港做投机生意。

    1946年后,国民党政府迁移南京,全国经济中心逐渐转向上海,迁川工厂联合会大部分会员厂纷纷筹备复员。一些大厂带走部分资金和技术人员,重庆的厂仍然保留经营;一部分厂逐步全部迁回;一些歇业的厂变卖了机器厂房,遣散工人,回老家另寻生路。在此期间,迁川工厂联合会更多的是有关各厂的复员、救济、联系、反映等事务上的任务。

    在抗战后期,国民党政府的管制、限价、重税、高利贷以及官僚资本的压榨勒索,使内迁厂逐步认识到只有加强团结,争取民主,才能解决民族工业的处境。1944年,内迁工厂将要求保护的活动范围扩展到政治方面,以迁川工厂联合会为首,会同全国工业协会、中国战时生产促进会、西南实业协会及重庆国货厂商联合会,多次举行宪政座谈会,讨论认为:民营事业要想得到保障,必须先实行民主。同年12月发表《工商界对目前大局献言》,要求政府从速实施宪政,改变政策,实行民主,保护民族工业。

    面对国民党的消极态度和官僚资本掠夺蚕食的严酷现实,民族工商业界越来越感到靠实业救国的理想并不能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只有积极争取民主,实施宪政,才是民族工商业求生图存之道。此时,中共七大提出的“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中国”,“成立由人民革命力量为主体的联合政府”主张,在重庆广为印发流传,这一主张也让黄炎培和胡厥文等民族工商业代表颇有触动。

    经过24次紧张讨论筹备,以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华职业教育社成员为主,及一部分西南实业协会和中小工商业者代表(中共党员),134人参加了民主建国会的发起签名。1945年12月16日下午,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举行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会所设在迁川大厦内。从此,一个新的政党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在她的团结带领,民族工商业界与中国共产党和各界人士一道积极投入到反内战、保和平的民主斗争中。这时,迁川工厂联合会也更加响亮地提出工业界的要求和主张,如1946年2月,联合会代理事长潘仰山等向当局陈述五项有关工业之意见,同年4月联合会第九届会员大会上,强烈要求政府实行《和平建国纲领》,11月又发表《呼吁停止内战》和反对《中美商约》的宣言等。